「胡适研究」前记

 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。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,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:「别看他笑得那样好,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。」
  
  在「播种者胡适」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。今天傍晚,这个「寂寞的人」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: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,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。在天路的历程中,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, 他是一个战斗的人,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!
  
 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。有一段说:
  
  「我觉得你有点老惫,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,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,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。」
  
 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,他写信约我去南港「玩玩」;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,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,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。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,也没见到我去「玩玩」,他就倒下了!
  
  两年十个月来,我一直没见到他,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,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,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!
  
 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,我并不打算发表,所以我改写了一篇「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」,发表在叁月一日的「文星」杂志里。
  
  * * *
  
  胡适先生走进「地狱」後,眼看就快两年了。两年来,真可说是一个既「冷漠」又「吵闹」的局面。
  
  何以说「冷漠」呢?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。他们这批人,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、良朋、门生、乾女婿,是「蟠龙大花瓶」的赠送者,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,是「胡适合会」的「标会」者,……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,几乎在「尸骨未寒」的当儿,他们就变成了「不认得耶稣」的「彼得」。「新约」路加第二十二章里,有这样的故事:
  
  他们拿住耶稣,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。彼得远远的跟着。
  
 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,一同坐着,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
  
 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,就定睛看他说:「这个人素来也是同(耶稣)那人一夥的。」彼得却不承认,说:「女子!我不认得他!」
  
  过了不多的时候,又有一个人看见他,说:「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」彼得说:「你这个人!我不是!」
  
  约过了一小时,又有一个人极力说:「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,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」
  
  彼得说:「你这个人!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!」
  
  正说话之间,鸡就叫了。主(耶稣)转过身来看彼得。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「今日鸡叫以前,你要叁次不认我。」他就出去痛哭。
  
 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!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,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「彼得」们,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,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:彼得还会羞惭痛哭,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,可是他们呢?他们都不会,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「告朔饩羊」,对遗照叁鞠躬以後,一哄而散,坐车回家。
  
 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,胡虚一先生在「民主潮」第十二卷六期(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)里,翻译了一篇「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」,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:
  
  这几年来,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,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「花边新闻」的采访对象,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,一直是孤寂的!一直是忧愤的!为什麽?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。近几年来,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,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「自由民主」的可悲人物!他的声誉,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「自由民主」糟蹋得不成样子了!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,在他们的谈话中,充分流露出他们「对胡适的失望」。虽然如此,可是「围剿胡适」之浪潮,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。而更可「悲」者是,「桃李满天下」的胡先生,他的门生高足,际此「围剿胡适」的风暴声中,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,除了一个不相干的「青年小子」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,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「胡适思想」做一是非辩的!你想: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?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,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。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,在这两年里头,胡适的「门生高足」更是安静得可爱了,他们安静地看着,看着那个「不相干的『青年小子』李敖君」来开创一个「吵闹」的局面。
  
  * * *
  
  所谓「吵闹」,应该从头说起。
  
 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,我应「文星」杂志编者的邀请,为他们写了一篇「播种者胡适」。
  
 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,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,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,一个圈圈是「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」;一个圈圈是「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」,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;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(任卓宣)先生和郑学稼先生,大家打做一团,十分热闹。
  
  在「播种者胡适」发表以後,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,例如香港「自由报」的社长雷啸岑先生(马五先生),「中国学生周报」中的若兰先生,「展望」杂志中的孟戈先生,台湾「作品」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,「民主中国」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,「文星」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、东方望先生、田尚明先生,……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。此外在口头上面、书信方面,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。
  
  当然相对的,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,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「叁大『评论』」:「政治评论」「民主评论」和「世界评论」。在这些刊物上,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,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。对「播种者胡适」的问题,我只写过一篇「为『播种者胡适』翻旧帐」的文字,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,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,我一概不理。即使叶、郑两先生,我也只答覆一次,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,我也懒得辩驳了。
  
 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?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,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,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。要了解他们必须从 他们的「基本思路」(primordial motives and images)上一刀扎下,从「基本思路」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「心理运作」(mental operation)的过程。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,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「前期快感」(fore-plea—sure)是什麽主义以後,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:「算了罢!放他们去罢!」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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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谈完了「冷漠」和「吵闹」两个局面以後,我觉得我该谈谈「播种者胡适」本人。我先抄「世界评论」第十年第五期(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)中,周伯达先生的「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」里的一段话: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「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」一文说:「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,一张便条,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:『校改本,送给徐高阮、毛子水、台静农、姚从吾、台大图书馆、成功大学图昼馆、李敖,蒋孟邻、沈宗瀚、钱天鹤』。先生吩咐我: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,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,分送给他们。」据胡颂平先生说: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。从这件小事,我们可以看出:李敖这位年轻人,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,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,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,是先写李敖,而後写蒋孟邻的。关於这件小事,我??能做如下推断:其一、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;其二、是李敖所作的「播种者胡适」(本年一月一日)及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」(本年二月一日)这两篇文章,深为胡适所赏识。否则,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;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,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。果真这样,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?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,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。这段令人发笑的「推断」,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。
  
  其中有一点,所谓胡适「深为」「赏识」我这篇「播种者胡适」的问题,我觉得大可不必请「今後注意考据的人」来「考出这个秘密」了,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。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「文星」七十六期上,发表了一篇「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——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」,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「播种者胡适」的不高兴:一天下午,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,商量一件公事。我很快的结束谈话,好让他静养。可是他止住我离开,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,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。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,我急忙设法推开,我说:「先生,我现在的范围很窄,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,我就懒得看它!」「不,你应该看看这一期。」他一面说,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,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。「你看,这说的什麽,这样的轻佻浮薄!再看这儿,简直瞎闹。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!」他一面指给我,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。情绪已是颇不开心。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「李敖这位年轻人」的「深为」「赏识」罢?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,胡适先生死後,他整理遗稿,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「播种者胡适」後写给我的信,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「妥为保管(封锁?)」了,所以直到今天,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。
  
  我知道我这篇「播种者胡适」会叁面不讨好: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,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,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,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。 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,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,不计其他。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,他的所作所为、他的真面目,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,这种影响,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。基於这个理由,我除了写一部「胡适评传」外,决定再印行这本「胡适研究」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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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本「胡适研究」,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:第一篇就是「播种者胡适」,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,一篇「祸首」。第二篇是「为『播种者胡适』翻旧帐」,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,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,正是胡适「遽归道山」的日子,胡适生不及见,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。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,可是限於篇幅,我只能挑出八篇,做为附录。 第叁篇「叁人连环传」,是写梁启超、胡适、徐志摩叁个人的。这种连环写法,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。
  
  第四篇就是「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」。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,最为某些人所欣赏,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、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,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。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,在报上痛骂我,我只好把这种批评,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,做为附录。
  
  第五篇「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」,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,可算是「胡适评传」中的一小节,这段历史,我在「胡适评传」中还要细细写到它。
  
  第六篇「关於『胡适文存』」,是一篇「特殊的」书评。最初登在「大学杂志」,後来删了一部分,改登「自由中国」。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。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:「雷震特别写信给我,推荐你这篇文章。」
  
  第七篇「评介『丁文江的传记』」,也是一篇书评。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,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,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,我颇为失望,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,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,如此而已。总之,对「丁文江的传记」这本书,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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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完这本小书以後,我感到一种轻快。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「深厚的世交关系」,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「学宗」(叁卷二期)中所称的「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」,但胡适跟我之间,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。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,不过那也许要在「天下太平」之後。现在我只把这本「胡适研究」先印出来,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,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「老朋友」。
  
  五十叁(一九六四)年二月六日在台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