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於「胡适评传」

  民国四十六年(一九五七)的叁月一日,我在「自由中国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 ------------「从读『胡适文存』说起」(现收入「胡适研究」,改题「关於『胡适文存』」)。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,胡适从美国回来,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,跟我说:「呵,李先生,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、丢光了的着作,你居然都能找得到,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!」
  
 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,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。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,像李季的「胡适『中国哲学史大纲』批判」、叶青(任卓宣)的「胡适批判」谭天的「胡适与郭沫若」等。对谭天的「胡适与郭沫若」,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;对叶青的「胡适批判」,他回忆说:「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,寄了一套给我,要我答覆,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,後来一想: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,论就定了,在他眼中,我已是死掉的人了,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?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。」
  
  如今,七年过去了,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,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。但是,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,走上了胡适的坟头,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:「我已是死掉的人了,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?」
  
  於是,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,想给胡适写部传。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,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,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,让「死掉的人」重新「活过来」,让他重新「说些什麽」(注一),也让我们「说些什麽」。
  
 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,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,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。在胡适生前,我读过胡不归的「胡适之先生传」;在胡适死後,我看过毛子水的「胡适传」。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,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,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,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,难免有很多错误。
  
  十多年来,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,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:一类是近於酷评的(diatribe);一类是过度颂扬的(eulogy)。 两类共有的毛病 ,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、解释史料。於是,旌旗开处,胡适一出场,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,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,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。结果呢,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,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!
  
 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:「画我须是我。」(Paint me as I am) 这句话,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「画像」的人做为警戒。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,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,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,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,是没有办法给他「画像」的。
  
 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、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,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。我的目的不仅是「画」胡适之的「像」,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,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、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、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、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、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,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。
  
  所以,可以这麽说,这部「胡适评传」,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,它是时代的评传,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。
  
  所以,很可能的,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,从正文来看,它可能是文学的;从脚注来看,它可能是历史的(注二);从夹缝来看,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。它的结局是:君子既不喜欢它,小人也不喜欢它,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,才会喜欢它。
  
  但这都没关系,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,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,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、昼他、捧他、??他,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。????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,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。
  
 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
  
  注一: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,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「说些什麽」的计画。这意思就是说,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、文件、信札、图片、稿本等材料的人,都欢迎能够提供、惠借,好使这部评传增色。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,在这个动乱的时代,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?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。
  
  注二: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,我的目标是「正文轻快,脚注详细」。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 讨好的工作。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,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,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 工作还没有人做好,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(Lytton Strachey)、莫洛亚(Andre Maurois)等人的路。